常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某种视角而言，“上下五千年”之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教化衍入教育史。据史载：商祖契奉帝舜命而“敬敷五教”，此应为开中华人文教化之端，并由此确立了中华民族纵横血缘五伦之序，亦为后来中国儒学“三纲五常”思想之基。
“教化”者，“教”与“化”合谓之也。“教”者，《说文》释曰：“上所施，下所效也。”意即，“在上者制定颁行，在下者奉行仿效。”所谓“化者”，是转变人心，转变人的习惯性观念。可见，“教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文明而言，是个时空遐迩的绝大工程。古人有曰：“教化出圣人。”说的是在漫长的教化普施过程中，必然会有“圣人”出现，否则教化将无所依，无所据，无所示。仅就商周而言，在“知、仁、圣、义、中、和”极其宏大的“泛德理念”的渐次形成和德化普施过程中，先后诞生了诸如皋陶、尹伊、箕子、周公、老子、孔子等圣人。
“圣人”者，其“圣”在于“立言”，即确立某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甚或是具超时空意义和思维穿透力的思想体系。如：周公在文王演“易”的基础上，确立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体系，从而构建起中华古典哲学殿堂的框架；老子创立了以“人天合一，道法自然”为思想精核的、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中国道学思想体系；孔子创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思维元素的儒家思想体系，从而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文架构形成提供了龙骨梁脊。正是由此所谓圣人之立言，才滔滔衍生出春秋以降，战国诸子百家及再后一些的刑、名、兵、法、农等等诸流派学说之形成。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为其后中国社会的文明演进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储备。即便对于今世和未来的社会发展都具有着无法估量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教化”于社会，于民族文明之空间拓展，其功之弥大！
然而，随着一个社会和民族物质文明的进展，泛化的教化必然会自然衍入细化的“教育”，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其体现于“立业”，而“立业”需要的是大量的精英，“精英”唯教育之所出。若言中国教育之发端，大概应以孔圣设教为始。“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有教无类”，无疑当为中华教育史之启发，孔子教下之所谓“贤人”，即应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
我们说“教化”衍入“教育”，主要是指“圣人立言”，即“圣人”的说教——圣人的思想和观念之衍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教育史磐石般的教材及深层次的思想主脊，甚或是思维模式。这种铁铸般的教育定式在中国两千年儒学教育史的过程中风吹不动，雷打不动，尽管改朝换代，而与这铸铁般的教育定式，无非是时而锈迹，时而闪光而已。此种现象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言，足可谓之“中国特色”。
自孔圣设教以降，中华教育史上数位里程碑人物用他们的教育理念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后人尊称为“董子”，汉景——汉武间人，是将中国教育强力纳入儒学铸范的第一人，亦是将教育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第一人，大约亦是第一个将儒家六经正式选定为教材的人。其教育宗旨是“以人安仁，以义正己”。因其与中国两千年间的儒教社会架构相适应，因此尽管历经血雨腥风的换代，董子之教学体制及理念都得以风雨无阻，长入至今。
在接下来的中国教育史上，两宋期间，以北宋之程颢、程颐，南宋之朱熹、陆九渊等为代表人物展开的关于“教育”宗旨，泛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大讨论，于今仍颇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程颢、程颐，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世人合称“二程”，二程的教育主张和宗旨大同小异，认为教育的功用，就在于培养创造型人才。程颢主张教育重在改变学生的气质，从改良学生的气质入手，培养创造气质型人才。而程颐更是说得明白：“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意思就是，不但要出人才，而且要出如“颜渊”一样的大人才。程颢、程颐二人的教学目的和宗旨，并未超越汉之董仲舒，二人于教育的贡献，侧重于教学方法上。程颢提出的治学方法是：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程颐提出的治学方法是：立志、敬笃、致知、致用、深思。二人通过切身实教总结出的教学方法至今颇具今人借鉴的。
朱熹，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世称“朱子”。学术思想承继二程并光大之，其教育宗旨涉嫌脱离现实：“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然而其总结的教学法也是颇颇可鉴的。《朱子语录》将其归纳为六条（六步）：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深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简曰：“持志、居敬、穷理、怀疑、笃行。”
朱子倡导的治学要“疑”，“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鼓励学生疑，是激发学生自主思维能动性，进而激发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妙方，亦是培养学子独立人格，摆脱奴性的灵丹。若论朱子对中国教育史的贡献，仅此一个“疑”字教学法，便当得起立座之碑！
陆九渊，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其教育宗旨是“学为人而己，非有为也。”做为大众教育，亦颇可取。再成功的教育，产出精英毕竟是少数，若多数学子经过教育，虽非精英，能堪为人，亦可言教育之成功。陆九渊之“教育”主张，堪可为人文教育之底线。
研究中国教育史，最值得关注的仍应是清末民初之教育变革。在中国这段近代教育史上首先要提的人物莫过于原生京学（京师大学堂）的创立者孙家鼐，身为光绪帝师的这位“澹静老人”，不但在1898 年创立了京师大学堂，且首任管学大臣兼学堂总教习（大约是教育部长兼京学校长）。面对积贫积弱、列强环饲、西学渐入的现状，凡有识之士，大约都会想到从娃娃抓起，教育立国。孙家鼐在《议奏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子》中说：“中国五千年以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效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生回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对今世教育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蔡元培，曾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1927，任京学校长。他的教育宗旨是提倡培养学问与人格并重的学者，强调学子不但要身体强健，而且要具社会责任心。反对以政施教，重视教育受众的个性与群性相谐发展。这一点对今日之教育具有启迪之意义。
以上简单梳理了中国教育史这株藤蔓主蔓，希望有助于理悟“三维教育，高维成就”新理念之意义。
京学教育集团倡言的“三维教育，高维成就”之“维”，非指中国古典封建哲学之义的“维”，而是借用现代经典物理学中的时空意义的“维”，赋之以人文教育哲学的内涵。
其义即是：
“三维教育”即是为孩子们创造个性、群体、自然三位一体，气质、才智、立志三位圆融，形而上、形而下、形神同会，把控过去、现在、未来的立体全息的、生机勃勃的、深邃广阔的、具足静态思维、动态开拓的生活与学习空间，以及更具活力生机的知识营养、高品位的师资风范、清新活灵的教学生态。
“高维成就”借物理学概念，“三维”指立体空间，“四维”是时间，更佳的教育模式应是因材施教，用更短的时间为社会提供更佳的人才。能够压缩“四维”—时间的教育，才是更佳的教育。至于进入“五维”、“六维”（霍金之学说，宇宙直至十一维），我们可以借指经济社会之大才。
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下，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尚自然、展个性、开心智、育精英。京学教育提供给学子们一个美妙的三维空间，让教育回归自然，让个性得以舒展，开启学子们的潜能心智，培育未来的栋梁之大才。
借此随文抛砖，为实现具足前瞻意义的“三维教育，高维成就”而倡言，而努力！
